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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风改革

会风改革杂谈

宋惠昌

自1947年解放至今,我这辈子参加的会已不计其数。回忆起来,我们的会议,从形式到内容,特别是会风特点,历经演变。记得建国初的那几年,一听说要开会,人们总是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去参加,大多数的会都很简单、朴素,会场生动活泼,群情高昂。后来的各种会,虽然越来越“正规”了,但是,群众参加会的热情仍然不减,因为开会的内容大多是与群众有切身关系的事情,而且基本上是自由参加,特别有吸引力的是,参加会的人都有发言的机会。在我的印象中,这个年代的会,主体是大多数群众,如果用一句通俗的话说,这是群众“自己的会”。对大多数人来说,参加会就是一件高兴的事。

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。特别是从反右派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时期,越来越多的是“批判会”、“辩论会”、“斗争会”,人们一听说要开这样的会,而且必须参加,有的人是忐忑不安,有的人是胆战心惊,所以都是避之而唯恐不及;实在躲不过去了,就争取坐在后面或者是角落里。所以,那个年代里,人们的一个普遍心理是“怕开会”。“大跃进”年代里,常常召开所谓的“放卫星”的“誓师大会”,动辄就是几万人、十几万人,到了文革后期,又有人发明了什么“讲用会”。这一类会的一大特点是假话连篇,大家争先恐后地“自吹自擂”。所以,人们回忆起这个年代的“开会心理”,一言以蔽之曰:“反感”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,这样的会风基本上成为历史了。不过,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,一提起“开会”,总还是“心有余悸”。

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,都出现了新气象。人们对开会这件事,态度越来越实事求是,特别是基层的一些会,很讲实效。这些年来会风进步的一个实质,是准备充分,注意程序,认真贯彻民主原则。会风的这些可喜变化,是民风、党风、学风进步的一种反映。不过,据我这些年的观察,在会风进步的大趋势中,“旧病”克服了,又出现了一些“新病”,而且有些会议的不正之风,还有愈演愈烈之势。这是不能不认真研究的。

会风不正的一个突出表现可以叫做“会议主体转移”。应该承认,一般情况下,开会总要有领导人讲话,而且有些会主要内容就是领导讲话。对此,大多数人不会有异议。但是,问题不在这里,而在于很多不应只有领导讲话的会,也变成了只听领导讲话,其他人没有发言的机会,更没有自由讨论。有些会即使有讨论,也是事先准备好稿子并且经过有关部门审查的表态性发言。这样的情况当然不是很普遍的,然而也不是极个别的。

目前会风不正的另一个突出表现,是“重形式轻实效”,开会本身只不过是按计划走个“过场”而已。会议刚一结束,已经事先准备好的会议简报、会议报道稿,都同时“出笼”,一心追求在“形式”上把会开得尽善尽美,至于这个会议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、取得了何种实效,就不是所要关心的事情了。有鉴于此,多一点务实精神,少一点形式主义的毛病,应该成为当前会风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。

与前面谈到的不正会风有密切联系的,是不少地方会议的“铺张阔气”之风越来越严重。由于国家经济的发展,财政收入水平不断提高,我国自上而下的会议经费适当增加,各种会议的条件有所改善,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但是,有不少单位在这个问题上,是做得太“过分”了:开会的礼堂、会议室越来越富丽堂皇,里面的设备越来越豪华,会议开得越来越排场,于是,专门的服务人员就越来越多;会议的所谓“规格”越来越高——会议人员吃的要“高级”、住的要“气派”、玩的要“尽兴”。如此等等,就使会议的支出不能不越来越膨胀。严格地说,这可以叫做“会议歪风邪气”!我们不禁要问:这样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,是经过人代会批准了吗?人代会又是怎样批准的呢?在我看来,这个严重的不正会风,实质是法治观念淡漠的问题。所以,把我们的“会议问题”,纳入到法治的轨道,是克服“会议歪风邪气”的根本之道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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